第四章 佛教在華弘傳概要

明經》七卷，之後并譯出《大乘起信論》、《大乘唯識論》、《俱舍論》、《四谛論》等多卷，至陳宣帝太建元年圓寂。

     自東晉曆南北朝二百餘年中，共譯出佛經一千零八十餘部，三千一百餘卷，譯經缁素凡九十六人，除上述諸師外，餘如法顯、昙無谶、智猛、求那跋陀羅、菩提流支、般若流支、阇那崛多等，皆有貢獻。

    此一時期譯經事業的成就，計《四阿含經》、《華嚴經》全部譯出，《法華經》第二譯本出，《涅槃經》初出。

    他如《大集》、《寶積》部份譯出，般若大小品皆經再譯，律藏、大乘論及其他數十部大乘經亦皆譯出，成績可謂至豐至偉。

     在後期譯經事業中，出了一位佛教翻譯界空前絕後的偉人，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師。

     大師洛陽人，生于隋開皇十六年，幼年聰悟不群，十三歲出家，二十歲受具足戒。

    因感于衆師講經，各擅宗途，聖典亦顯隐有異，莫知适從，發誓遠遊西方，以釋衆疑。

    乃于貞觀二年，私發長安，經涼州，出玉門，涉流沙，展轉西行。

    經高昌，阿耆尼等國，度蔥嶺，越大雪山，遍曆西域印度諸國，前後十七年，将梵經六百五十餘部，經中央東亞細亞東歸，于貞觀十九年正月抵長安。

    其時僧俗出迎者數十萬衆，太宗皇帝迎慰甚厚，诏于長安弘福寺從事翻譯，并特為制三藏聖教序。

    大師乃網羅賢者，大開譯場，前後十九年間，共譯出重要經論七十四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

    綜計隋唐之世，共譯出佛經三百六十餘部，約三千卷，出大師之手者幾居其半。

    其中最有價值者為《瑜伽師地論》一百卷，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》六百卷，《大毗婆沙論》二百卷，《成唯識論》十卷。

    尤以《成唯識論》名雖為譯，實如自著，為樹立法相宗的綱維。

     佛經翻譯事業，自安世高支婁迦谶始，至玄奘大師達最高潮。

    大師之後，尚有實叉難陀重譯八十卷《華嚴》，義淨譯“有部宗”毗奈耶百餘卷，菩提流支完成《大寶積經》，不空譯密部經咒一百四十餘種。

    般剌密帝譯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十卷，般若譯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。

    其後自唐貞元至宋太平興國約二百年間，譯經事業完全中斷。

    宋太平興國八年重起譯場，先後有法護、施護、法賢、惟淨等譯《大乘中觀論》、《大乘寶要義》、《大乘集菩薩學論》等五百餘卷。

    再以後雖偶有譯者，已微不足道了。

     尚有一與譯經事業有關，且因此影響我國文化至钜之大事者，即國人西行求法事。

     我國地理環境，東南臨海，西北障山。

    北橫大漠，所居者為文化落後之遊牧民族，故我國文化，向以單調保守稱。

    魏晉以降，佛法輸入，乃使國内賢智之士，知于六藝九流之外，尚有學問。

    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，為求正知正見，不惜冒險犯難，西行求法。

    如本節所述之玄奘大師，是其著者。

    然魏晉之際，國人西行求法者，實以穎川朱士行始。

     士行少懷遠悟，脫落塵俗，于曹魏甘露年間出家，是為漢地沙門之始。

    嘗于洛陽講《道行經》，覺文章隐質，諸未盡善，乃誓志捐身遠求大法。

    以甘露五年發迹雍州，西度流沙。

    既至于阗，得梵本經書九十章，遣弟子弗不檀送歸。

    後由竺法蘭、無羅叉譯出，即今本《放光般若》。

     士行而後，西行求法者，代不乏人，自魏晉至中唐，前後五百餘年間，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。

    如晉之法顯，姚秦之智猛，劉宋之昙無谶，北齊之道遂。

    至唐之玄奘，達西行求法之最高潮。

    奘師而後，尚有會甯、窺沖、大律、義淨、慧超、不空等。

    以篇幅所限，茲不贅述。

     三、早期弘傳 大法東來，雖在漢末，而佛教确立，乃在晉代。

    蓋佛法初來，知者尚少，曆經三百餘年的譯經和弘布，才取得社會人士的普遍信仰。

    然所以如此者，實亦與時代背景有關。

    茲為述魏晉之世的社會情形如下： 東漢末年，黃巾亂起。

    雖賴皇甫嵩朱隽之力幸獲平定，然繼以董卓及西涼諸将之亂，袁術、袁紹、曹操、劉表等割據自立。

    其後三國鼎峙，晉武統一。

    八王之亂，五胡入侵。

    百餘年中，九宇鼎沸。

    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，朝不保夕。

    有史以來，國人遭遇之慘者，莫過于此。

    而際此境遇之中，忽聞我佛世尊，救苦救難，人民為求精神之安慰，或避朝廷之徭役，是以相繼入道，皈依佛門。

    佛教倡因果報應，六道輪回之說。

    重福報行業，功德因緣，乃使稔惡之徒，亦自怵禍害，俯首皈信。

    即在知識分子之間，以漢末之幹戈擾攘，禮教式微，賢達之士，立命無方，聞佛法智信圓融，乃以本身環境的感受，證之佛法所說“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”之義，感觸愈深，于是英才碩彥，遂多入于佛門，并且佛教輸入，至此已二三百年，在社會上醞釀亦漸趨成熟，再值佛門大德登高倡導，于是風行天下，奠定了佛教的基礎。

     在此時期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紹的人，是西域來華的佛圖澄。

     佛圖澄，龜茲人，《高僧傳》稱他：“少出家，清真務學，誦經數百萬言，善解經義。

    ”他于晉懷帝永嘉四年來華，抵洛陽，值劉耀寇洛，帝京擾亂，他乃潛澤草野，以觀世變。

    後以後趙的石勒、石虎，以暴虐殺戮是務，澄憫憐蒼生，杖策軍門，嘗現種種神異，為二石所崇信。

    于是中州胡晉，多因澄故營造寺廟，相競出家。

    佛教至此，弘揚乃盛。

    二石對澄奉若神明，雖不能盡用其言，但殘暴殺戮之習，卻因澄而少改。

    澄居華數十年，雖未嘗譯經著論，然《高僧傳》稱其：“妙解深經，旁通世論。

    ”随其受學的弟子前後将近萬人，且有自天竺康居等國涉流沙行萬裡而來者，多因澄說而“妙達精理，研測幽微”。

    在他的弟子中，以道安、法和、竺法汰、法首、僧慧、法常等最為知名，然最能光大其業的，則是道安法師。

     道安法師，是中國佛教劃時代的人物。

    法師以前，譯經弘教的都是外來西僧，法師以後，我國的僧侶始為弘法的中堅。

    法師之前佛學是沙門的專業，法師以後，才把佛學公之于知識階層及廣大社會之間。

     道安法師，俗姓衛，常州扶山人，世業儒，十二出家，以貌陋，不為師重，然安笃性精進，齋戒無阙，受具足戒後，谒佛圖澄于邺城，事澄為師。

    後更遊學諸方，備求經律，往來于襄沔間，苻秦建元九年，苻丕陷襄陽，師乃入長安。

    秦主苻堅曾雲：“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，唯得一人半，安公一人也，習鑿齒半人也。

    ”器重安公，有至如此。

    師在長安居五重塔寺，僧衆數千，大弘法化。

    後聞西域有鸠摩羅什者，每勸堅迎緻，什亦遠聞安風，謂之東方聖人。

    然安卒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，後十二年（姚秦弘始二年）羅什始至長安，東西二大師卒無一面之緣。

     安師對佛教之貢獻至多，略而言之，如制定僧尼規範——規定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法，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，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。

    以至“天下寺舍，則而從之。

    ”安師倡沙門以釋為姓——當時沙門多随師姓，安師以為師莫如佛，沙門應以釋為姓。

    後來《增一阿含經》譯出，經中果有：“四河入海，無複河名，四姓出家，同稱釋氏。

    ”之語。

    此外安師并整理佛教文獻，創編經錄，為佛門目錄學之始，且遍注諸經，啟發幽微，經義始明。

    并遣弟子布教四方，大法始盛行于天下。

    習鑿齒與謝安書，有曰：“來此見釋道安，故事遠勝，非常道士，師徒數百，齋講不倦，無變化技術，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，無重威大勢，可以整群小之參差，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，洋洋濟濟，乃是吾由來所未見。

    其人理懷簡衷，多所博涉，内外群書，略皆遍覽，陰陽算術，亦皆能通，佛經妙義，故所遊刃……”由此可見安公道風的一斑。

     道安以後，佛門有兩位事迹輝煌的人物，一位是他的受業弟子慧遠，一位是譯經大師鸠摩羅什。

     羅什來華事迹，已于上節略述，與羅什同時，而在南方弘化的，是道安法師的門人慧遠。

     慧遠，本姓賈，雁門樓煩人，博覽群書，尤邃于周易老莊。

    二十一歲入道安門下，聞安講《般若經》，豁然而悟，乃歎曰：“儒道九流，皆糠秕耳。

    ”乃投簪落發，委命受業。

    安每歎曰：“使道流東國者，其在遠乎？”後随安居襄陽，道安入長安，遠與弟子數十人南适荊州。

    抵浔陽，見廬山幽靜，廬于山陰，曆史上有名的東林寺，即其遺迹。

    遠宅廬三十年，未嘗出山一步，而江左清信之士，望風遙集。

    如彭城劉遺民，雁門周續之，新蔡畢穎之，南陽宗炳，皆棄世榮，依遠遊止。

    而其時朝野名流，宰輔若王谧劉裕，方鎮如桓伊陶侃等，鹹入山或赍書緻敬。

     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，遠與同志一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，同修念佛三昧，是為淨土法門流行之始。

     遠為當代物望所宗，廬山東林寺亦成為南方佛教中心，與北方佛教中心長安鸠摩羅什大師的逍遙園中分天下。

    遠于晉義熙十三年圓寂，壽八十三歲。

     慧遠大師圓寂後三年，劉裕篡晉，國号曰宋，江北五胡，亦統一于北魏，成南北對峙之局，史稱南北朝時代。

    今先述佛法在南方弘傳事略。

     南朝曆宋、齊、梁、陳數代，朝野皆皈依佛教。

    到宋之